亡羊补牢:光纤反倾销考验弱势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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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或者相关主导企业应该培养预警意识，甚至成立特定监测机构，维护产业安全；
在实际反倾销过程中，最后起主要作用的还是行业主导型企业，而不是行业协会，甚至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发自上海
沉重的代价
2003年7月1日，当行业内外为光纤反倾销正式立案而额手相庆时，淹没在呼声背后的我国光纤制造业却早已满目苍夷。
光纤价格在经历了2001上半年1300元／芯公里的峰值后，大幅萎缩至100元左右／芯公里的跳水价；另一方面，内资蜂拥和外货倾销的汇流，将光纤产量急速哄抬到了市场实际容量的近3倍规模---停工、减产、裁员、高库存、低于成本价销售等等成了几乎所有国内光纤企业当下的主题词。
以申诉代表企业之一的长飞光纤为例，公司2002年实际产量不到其产能的1／3，而由于生产线停工，裁员幅度已经超过100人。据悉，公司的裁员计划还会继续到今年。
另一家申诉企业江苏法尔胜同样重创在身，公司2002年的主营业务亏损额为423.2万元。
按照反倾销条例，反倾销立案60天后，商务部将对诉讼作出初步裁定，一旦肯定申诉方指控，则将对被调查进口产品（原产美日韩G652单模光纤）采取收取现金保证金等临时反倾销措施。
最多一年半之内作出最终裁定后，则有可能对涉嫌产品征收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
果真如此，定然该拍手称快了，而不管怎样，作为后事料理措施，不可绕过的事实却是如前所述的行业巨创以及可能延续的种种后遗症。
内斗与迟到的反倾销
至少在理想的状态下，此次光纤反倾销案件可以操作得更加及时和漂亮---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国内光纤企业及时"舍小为大"，一致对外。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2001年上半年，年均20％－30％膨胀的国内光纤市场人气飙升，身后尾随了一长串红眼的资本追捧者，新厂投产和旧厂扩产快报频传，光长飞就在8年中完成了5期扩产工程。而到2002年酝酿反倾销申诉前为止，我国国内光纤生产厂由1999年的8家迅速猛增为19家，骤然间拉起了150条生产线，年产能也由原来的800万公里上升到了2500万公里左右，远远高于当时的市场需求量。
另一方面，在全球光纤市场哀鸿遍野的境况下，韩日美等光纤厂商也把"木秀于林"的中国市场当成了当然的翻身之地，以"低价处理库存"的态度向国内让渡光纤产品。
可以作为参考的数据是，2002年一季度，韩国、日本和美国对华G652光纤出口量分别为1312万美元、706万美元和192万美元，而今年第一季度的数值则分别为1360万美元、696万美元和250万美元。而在价格上，美国康宁公司G652光纤去年售价为25美元／公里，今年的平均进口价格则下降到了14美元；韩国去年同期同类产品价格为20美元／公里，今年的价格却差不多跌了一半，为10美元～11美元／公里。
内忧外患之下，国内光纤产业早已步入艰难时世，而"内战"并没有因此停止。
相当长时期内，更加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是：一部分光纤企业跟着加入恶性价格竞争；一部分光缆企业（很多同时生产光纤）则混水摸鱼，大量进口国外低价光纤，加工成光缆打单。各家企业在"生，还是死"问题的威胁下，仓促应战，恶性循环终成。
在国内光纤产业遭遇到了申诉书中所谓"严重的实质性损害"之后，反倾销的立案似乎难言及时。
谁是主导？
从操作表象来看，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言自明---行业组织光纤产业分会头功难卸。
2002年5月29日，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光纤产业分会秘书长周仲麒从杭州出差回北京，刚下飞机，就接到某光纤厂商老总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抱怨目前国内光纤行业竞争压力太大，大部分企业都喘息无暇，同时建议分会带头抓一把反倾销工作。
当时，光纤产业分会于5月26日在杭州刚刚成立。
新官甫任的周仲麒马上就在第二天接通了分会理事长的电话，两人一拍而合，光纤反倾销工作由此正式搬上桌面。8月，光纤分会召集会员单位在京歃血盟约，成立"光纤反倾销工作领导小组"，并与北京博融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正式誓师中国通信行业反倾销第一案。
而另外可见的事实是，最后向国家商务部提交反倾销申请的是长飞光纤和江苏法尔胜公司，与光纤分会无关。
知情人士称，在整个反倾销立案、调查过程中，行业主导企业（比如长飞、江苏法尔胜等）的作用更加关键和重要。虽然不一定有多么及时，最先交出反击提案的毕竟就是光纤企业，此后诉讼费用的支付、倾销证据的搜集、行业损失的统计等工作也一一由行业几家主导企业完成。
光纤分会在其中扮演的仅仅是辅助工作的配角。
知情人士认为，一方面，作为中立色彩较重的行业性组织，在案件进行过程中，需要为申辩双方提供相关数据证明，不便偏袒任何一方；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行业协会更大程度上会游离于企业利益之外，服务意识不会太强烈，同时经济支撑能力也不够强大，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难于保障。而与此对应的行业主导企业，则在这些方面的作用凸显，也应该凸显。
